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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扬诺维奇关于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摘要]斯托扬诺维奇是较早探讨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理论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初期,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构想,社会主义实践应当创造条件使国家逐步走向弱化,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和自主管理社会的能力,并为未来条件下的国家消亡创造条件。而苏联和东欧现存社会主义实践没有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本质规定性的理解,忽视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过分强化国家官僚机制,导致了政治异化,斯托扬诺维奇把这种现象称为“国家主义”。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斯托扬诺维奇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把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模式,对国家主义的政治结构进行变革,恢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斯托扬诺维奇基于南斯拉夫的实践而对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斯托扬诺维奇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他在理论生涯的后期过多地肯定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有微词,但这也并不能抹杀他在南斯拉夫实践派黄金时代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特别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和对自治社会主义的倡导。因此,通过阐释斯托扬诺维奇在理论上的利钝得失,审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都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也是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现实需要。

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中之所以会产生国家问题,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社会现实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张力,则在于南斯拉夫国家主义的管理模式没有从根本上体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设想。实质上,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苦恼促使他重回书房,潜心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思考。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1]84。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是统治阶级用来谋取特殊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它建立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之上,这一特殊性极难超越,必须以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来满足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这种新的形式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会扬弃异己力量的统治,获得彻底的解放。所以,斯托扬诺维奇指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以及强调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他认为,这一核心要义内在地包含国家问题的理论基点。问题在于,在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中,历史进程非但没有朝着国家逐步消亡和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反而还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官僚机构,限制个体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发展。东欧各国由于是在二战结束后刚刚开始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时候就被纳入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通过“斯大林化进程”而普遍采纳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所以,似乎改革在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误区和国家主义模式的弊端。

斯托扬诺维奇根据对历史条件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区分和阐释了列宁与斯大林在国家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虽然列宁在战时时期采取了一些强化国家政权的措施,但这只是列宁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上,列宁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基础之上,他早在1906年就指出:“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2]十月革命后,列宁把所有的人都参加管理作为实现新型民主的目标。只是后来,斯大林把列宁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合法化,并且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从而走向了偏离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方向。所以,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背离社会主义、走向僵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概而论之,就是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建立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体制时,国家的建立和演变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没有遵循列宁所提出的逐步推动国家走向消亡的路径,而是不断强化国家政权。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斯托扬诺维奇指出:“在列宁逝世之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两方面来说,重点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社会转移到国家。国家社会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一种坚决反对国家主义的理论,但它却已经被歪曲为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国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篡改在苏共(布尔什维克)第18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顶峰,斯大林在这次大会上公开明确了国家在社会主义中会更加强大这一立场。”[3]42斯托杨诺维奇强调,这种国家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展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在很多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大相径庭。其根本问题是,以生产者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没有形成,国有化进程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异化的状态。“在从社会主义革命蜕变发展而来的国家主义中,国家机器与作为过渡机制的其他政治组织和完全合并在一起。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这一机器雇佣并剥削劳动力。”[3]46进而,政党取代工人阶级全面执掌政权,实行高度的国有化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使得国家主义不可避免地强化和盛行。马克思当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必须是工人阶级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掌握政权;而在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政党掌握了政权,国家则成为政党全面统治的手段。“在国家主义的统治下,我们应把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国家主义称为集权政治。统治阶级的垄断——对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垄断——是直接而完全的……斯大林主义执政党的模式也在对这种类型的国家主义的建构中扮演了另一个角色。永远以严格的中央集中制、等级制和对社会生活的绝对垄断这些原则为基础。”[3]50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这种高度集中的国家统治必然会从根本上断送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一直停滞在初期的国家主义结构上,那么国家主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巩固,并且脱离劳动群众,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会丧失。

基于以上分析,斯托扬诺维奇认为,不能把国家主义视作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他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已经成了产生新的、令人恐惧的异化之根源……当异化达到这种程度之时,就有可能只探讨国家主义,而不探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在社会主义中,而是在国家主义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异化模式。”[3]33-34所以,斯托扬诺维奇反复强调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国家主义及其模式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都把这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当作本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加以批判和拒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这种国家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斯大林化进程”而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现存的社会主义普遍呈现出带有国家主义特征的僵化模式。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斯托扬诺维奇把改革作为现存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对国家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深刻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斯托扬诺维奇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构想。一方面,他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和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把构建民主的制度确定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他紧密结合东欧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践,阐述了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

可以说,斯托扬诺维奇跟东欧社会主义进程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在二战后接受教育的,就读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东欧大学,并且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直接参与对斯大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批判。斯托扬诺维奇对自治的理解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的思想出发的,他强调,要扬弃人的政治异化,通过自治和分权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推翻不合理的统治和压迫,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这也是社会主义自治的最基本的依据。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主义所不断强化的国家主义政治统治以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他看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强化的国家和官僚政治体制所构成的国家主义的要害是继续使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处于被剥削和异化的状态之中,因此,只有自觉地推动国家逐步走向消亡而不是强化,才能克服和战胜这种国家主义体制。而要真正实现这些,就需要推动权力分散,并使广大民众在所有领域都能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即走向“自治的社会主义”。从对于社会自治的理解出发,一方面,在斯托扬诺维奇看来,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强化、意识形态僵化、官僚政治、民主缺失、集权经济等都是政治异化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重要性还包含另一层重要的思想,即斯托扬诺维奇想要揭示,社会主义包含着扬弃异化的重要使命,这就要进行民主建设,扬弃异化现象,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理想。

首先,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只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主义神话,扫除官僚制度等各种政治异化现象,为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之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斯托扬诺维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和自治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在于,通过生产者自治来克服阶级的分裂,建立一种能够促使异化权力、政治等级和官僚制度走向灭亡的社会组织。但是,在几十年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被湮灭了,特别是关于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的思想似乎从历史舞台上和工人阶级的要求中消失了。这是现存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所在。因此斯托扬诺维奇强调,必须恢复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自治”的基本原则,通过自治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来推动国家走向消亡。他强调,自治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产阶级的否定,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制度的国家主义结构的否定。同时,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自治制度不仅推翻了私有制,而且要杜绝国家和团体以人民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他指出:“在国家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它的各个成员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份额,是由他们在国家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决定的。……国家主义统治阶级的一个独特性就是它的经济权利来源于政治权利,而真正的资产阶级正好是相反的。”[3]47斯托扬诺维奇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强调工人委员会、自治、直接民主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而确立起来的民主机制根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是工人阶级和普通公民真正作为自由主体的实质的民主、直接的民主和普遍的民主。他指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应当把民主定义为所有成熟的社会成员参与到重大决策活动之中。它应该反对由一小部分社会成员作出重大决策的寡头政治、集权政治或少数人统治。”[3]96

其次,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而且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历史可能性。他指出,在国家主义制度下,即使是由社会主义力量掌权,工人阶级也仍然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因为他们支配不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不但对整个社会发展没有任何重大影响,而且对自己的生产和分配进程也没有任何重大影响。因此,工人阶级依旧处于不自由的、异化的状态,只有建立自治关系,劳动者才能够逐步成为自己生活和历史命运的主人。“只有当社会所有制取代国家所有制以及社会自治取代国家管理之时,人们才能谈论成熟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来说,成熟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由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这些自由生产者根据一个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而有意识地进行工作。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其自己的自治权力,同时推动发展普遍的、整体的社会自治。”[3]42-43斯托扬诺维奇认为,推进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建设的进程,也就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历史进程。

最后,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支持崇高道德人格的社会体制,只能由那些道德崇高而且具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性格类型的人民所构成的组织来创造。他指出:“当革命处于准备和实施阶段时,运动培养了一种革命集体主义的性格类型。随着革命的蜕变,一种支持寡头式、集权式国家主义人格类型的寡头式、集权式国家主义体制出现了。当然,这种蜕变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性格类型提供了条件。”[3]157-158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只有构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人格,才能为自治社会主义廓清道路。这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性格之产生途径在于超越集体主义心态,并进一步发展了其积极的伦理核心,而其寡头式集权式国家主义的倾向。这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格类型承认而不是掩饰社会主义中个人、团体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承认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与团体利益的民主统一。只有当具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格类型的个体参与到对各种社会利益的界定之中的时候,才能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最密切地调和起来。只有这样的社会利益,才能被个体和团体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只有如此界定的利益,才能够是真实的和具体而普遍的,因为只有在这时,它才会综合地包括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这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人格是建设自治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精神支撑。

应当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关于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问题的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的灰暗的、令人心情沉重和压抑的图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和敬佩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历史责任感和彻底的批判精神”[4]。就斯托扬诺维奇而言,首先,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批判分析充分展现了南斯拉夫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是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是对所代表的人类解放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之理想信念的锲而不舍。在被解除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职之后,斯托扬诺维奇还一再表达自己的理想信念。但当革命无情地走向异化,当他视作人类希望之光的理想在现存社会主义实践中蜕变为带有专制性质和不人道色彩的国家主义的时候,他选择了直面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通过改变现实去实现理想这条道路。虽然他是一位理论家,但是他并不能仅仅作为精神而存在,他必须捍卫和实践自己的理想信念。为此,他小心翼翼地建立起理论信念与现实的某种妥协。在其理论探索遇到挫折时,他也不曾放弃自己一直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即自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其次,斯托扬诺维奇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总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而实现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僵死的理论体系,也不是实证知识或者工具性理论,而是一种时刻关心着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批判性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性地与历史相关联,对国家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和具体化的希望之举,只有通过批判性地与南斯拉夫国家主义的政治结构相关联,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纲领才能不断生成和完善。”[3]13所以,斯托扬诺维奇一再强调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总问题,这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考察现实世界这一重要历史使命的准确把握,也是对国家主义进行反思的方法论前提。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总问题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的复归。最后,斯托扬诺维奇的理论揭示了隐匿在南斯拉夫政治结构中的重大问题。斯托扬诺维奇是在亲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础上形成其理论思想的,他揭示了隐藏在南斯拉夫政治结构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其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批判理论转向中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共同构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的大论域,但他们在阐释这一转向的过程中又各具理论特色。马尔科维奇着重从民主层面来实现这一转向,强调应当按照民主的原则来改造现存世界,因为民主具有伟大的伦理意义,它意味着扬弃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社会分工。马尔科维奇把民主进程理解为一个逐步消除政治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弗兰尼茨基则侧重于从异化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这一立场出发而对南斯拉夫的现存社会体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已不再有异化问题的命题相反,我们最坚定地认为,异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5]弗兰尼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一个开放的、逐步扬弃异化的历史进程,其本质是人道主义的生成,只有克服和扬弃异化,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斯托扬诺维奇则直接深入到南斯拉夫的政治结构中,通过“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概念来揭示出斯大林主义的弊端以及隐藏在当时南斯拉夫政治结构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他通过《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批判》等著作,揭示了南斯拉夫的政治结构与苏联政治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南斯拉夫在具体的自治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不完善性。这些反思,对于没有经历过充分的理性启蒙的国度,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度和理论启示。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斯托扬诺维奇对国家主义的批判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对国家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缺少可操作性。在对自治社会未来的设计和实施方面,虽然提出过某些具体设想,但是这些方案似乎更多地停留为一般理论构想和呼吁,找不到切实地使之实现的途径。而且,随着自治的不断深入,自治本身的内部矛盾也暴露出来,仅仅以地方团体为基础的自治将增强而不是消除国家主义的力量。第二,把国家主义与国家简单地混为一谈。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国家主义是妨碍自治的最大障碍,他的理论以论证权力的分散化为主要内容,要求由自治的共同体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种对国家功能和作用彻底否定的观点,极容易导致南斯拉夫政府无法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进而更容易使南斯拉夫陷入长期的内战之中。第三,缺少对南斯拉夫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把握。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充满了民族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其他的种种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度中,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自治如何能使自身执行国家的整合功能?如何依靠协作原则建构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斯托扬诺维奇对自治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强烈倾向,他把自治当作价值本身,仿佛由自治机关来制定决策这个事实本身就确保了社会主义特征,这显然是个误区。实际上,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即使到现在,也不能说是一个彻底解决了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的著作中寻求理论支撑,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找寻答案。对斯托扬诺维奇的国家主义批判理论进行深刻反思,不但有助于我们正视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把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完善之处变成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而且有助于中国永远保持先进性和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2]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1-192.

[4]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514.

[5]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2.

[作者简介]刘欣然(198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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